安德烈·馬爾羅的生活，遠沒有他自己敘述的那么精彩而正義。所謂從殖民者手中搶來的佛頭，其實是他從吳哥窯附近的廢棄小寺廟偷來的，還被金邊法院以“盜竊文物罪”起訴，判處三年有期徒刑。

    是他的老婆克拉拉，回到法國串聯(lián)文學界展開營救活動，才讓安德烈改判一年徒刑并緩期。

    安德烈都還沒有消停，居然又跑去西貢創(chuàng)辦報紙，猛烈抨擊殖民政府的高層。結(jié)果印刷商遭到西貢總督威脅，不再幫忙印刷，安德烈便跟老婆一起去香港購買印刷設備自己干。

    如今，安德烈正在擔任咖里瑪出版社藝術(shù)部主任，并定期為《新法蘭西評論》撰寫文學評論文章。

    這家伙雖然有些虛偽，但卻是真正的左派份子，一天到晚腦子里都想著革命，把自己當成法蘭西的救世主。

    最新一期《新法蘭西評論》里，安德烈以《東方文學的偉大杰作》為標題，撰文寫道：

    “《神女》這本小說雖然離奇晦澀，但卻揭示了中國近20年來的社會變遷，堪稱是遠東版的《人間喜劇》。周赫煊先生之于中國，就如同巴爾扎克之于法蘭西，他是批判現(xiàn)實主義的偉大作家……

    拋開這些外在因素不提，僅從藝術(shù)角度來探討《神女》，這也是一部不可思議的杰作。他的作品雖然反應現(xiàn)實，卻追求夢幻世界，情節(jié)支離破碎，思維跳躍，風格怪誕，冷漠的文字下蘊含著火山般的酷烈情感……

    最近幾年，歐洲文學界熱衷于探討卡夫卡，法國甚至因此誕生‘新小說派’。《神女》跟卡夫卡的作品風格很像，經(jīng)常運用象征式的手法，在荒誕當中發(fā)人深思。但我必須要講的是，卡夫卡相對于周赫煊來說，他的格局太小了，前者專注于個人，后者反應了整個時代……你若是想了解中國社會，那么只需要讀完《神女》和《狗官》即可。”

    安德烈在評論文章里把周赫煊吹上了天，居然說他碾壓卡夫卡，比肩巴爾扎克。

    其實也很好理解，藝術(shù)評論往往帶有作者的主觀色彩。安德烈做為堅定的左派份子，肯定對卡夫卡的小家子氣感到不屑，而傾向于馬爾扎卡那種反應大時代和諷刺揭露現(xiàn)實黑暗的作品。

    與安德烈相同，讓·法亞爾也在《先鋒文學》雜志上推薦了《神女》，不過他的語氣就要客觀得多：

    “《神女》毫無疑問帶著藝術(shù)探索性質(zhì)，作者營造出一個魔幻而現(xiàn)實的宏大世界，讓人很難分辨出虛與實的差別。或者說，根本不用去加以分辨，讀者只需要徜徉在那個夢幻世界，隨著女主人公經(jīng)歷一個個冒險即可。河神、山神、土地、城隍、狐仙、幽靈……一個個陌生而又神秘的東方傳說陸續(xù)登場，它們似乎是女主人公的想象，又似乎真實存在過……《神女》是代表著當今世界文學高峰的巨著，具有驚世駭俗的藝術(shù)力量和思想力量。作者試圖通過女主人公的遭遇，與虛幻荒誕的民間傳說相結(jié)合，帶著一顆悲愴的心靈，去尋找中國迷失的溫暖的精神家園。”

    真正讓周 真正讓周赫煊名聲大噪的，是羅曼·羅蘭的評論文章：“我讀了《神女》，深受感動。我只記得青年時代，拜讀雨果的《悲慘世界》、巴爾扎卡的《人間喜劇》時，才有著如此震撼的閱讀體驗。周赫煊先生的作品《神女》，既有雨果的浪漫，又帶有巴爾扎克的批判諷刺，于黑暗之中向往光明，于冰冷當中尋找溫暖，于荒誕之中呼喚正義，這是一部難得的偉大作品。”

    羅曼·羅蘭此時定居在日內(nèi)瓦，他早已被法國拋棄，甚至被法國主流文學界譏諷為虛偽。但他的影響力卻非常巨大，擁有無數(shù)粉絲和崇拜者，他的高度贊揚，瞬間讓《神女》在整個歐洲揚名。

    反倒是《狗官》，由于寫得太過直白，不那么討法國文學界喜歡，雖然讀者們對《狗官》的評價也頗高。

    1929年，這是二戰(zhàn)前法國出版界繁榮的最后一年。

    《神女》的首周銷量便達到3萬冊，第二周增至11萬冊（總銷量），第三周才終于減緩下來，總銷量剛剛突破15萬冊，《狗官》的同期銷量是7萬冊。

    從沒有哪個遠東作家的作品，能在法國圖書市場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績，《神女》甚至在法國帶起一股“東方熱”。

    連帶著周赫煊的學術(shù)專著《大國崛起》、《槍炮、細菌與鋼鐵》、《菊與刀》，都隨之熱賣。特別是前兩本史學著作，因為順應了此時法國史學界對“新史學”的批判潮流，以其超越時代的學術(shù)觀點和方法，受到法國歷史學、人類學和社會學界的巨大關(guān)注。

    正好費弗爾和布洛赫的《經(jīng)濟社會史年鑒》雜志創(chuàng)刊，許多力圖推翻“新史學”的學者，紛紛加入學術(shù)大討論中，這本雜志瞬間成為法國史學革命的陣地。

    怎么說呢，就相當于中國五四時代的《新青年》，這本《年鑒》雜志成為了史學革命的旗幟。

    而周赫煊莫名其妙就成了法國史學革命的旗手，沒辦法，他那兩本書太超前了。別人還在號召摸索新的史學研究方向，他直接扔出兩本現(xiàn)代史學巨著。

    這就好像科學家在研究模擬信號的移動電話，周赫煊直接生產(chǎn)出智能手機，沒法不讓人感到震撼。

    呂西安·費弗爾在《年鑒》雜志中直言：“《大國崛起》和《槍炮、細菌與鋼鐵》，無疑引領(lǐng)著世界史學研究潮流，如同茫茫大海當中的燈塔，引導著世界史學界的前進方向。周赫煊先生，無疑是當今世界最偉大的歷史學家、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，他的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開創(chuàng)性。”

    嗯，周赫煊這個“現(xiàn)代史學開派祖師”是當定了。

    由于周赫煊的幾部作品，同時在法國文學界、史學界、人類學和社會學界引起轟動，瞬間成為最耀眼的學者明星。

    法國的各種報刊雜志，紛紛加入對周赫煊的大討論中，稱周赫煊為“繼泰戈爾、辜鴻銘之后，東方最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”。

    而這種響亮的名氣，正在以法國為中心，向整個歐洲飛快擴散。